小说《天行者》是一阕灵魂之曲,一首悲壮之歌。它以温情的笔调,描述了中国农村四百万之众的民办教师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亿万农村中小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它以诚恳的笔触,抒写了这些“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们”的苦难与高贵。小说甫一出版,曾制作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精品大戏的金牌制作人吴毅便慧眼识金,第一时间买断了该书的影视改编权。作为多年的至交,刘醒龙先生推荐我担纲编剧,并嘱我放手一搏。坦率地讲,我虽然应承了下来,但感觉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其一为获奖作品的改编难度,其二是兄长的信任,其三则是公司的巨额投资。
犹记得前一年的冬天,和著名编剧邹静之在香山下对饮。我探问说,改编《天行者》应该把握什么?静之兄笃定道,一个字:气。当时,淼叔和黎叔正在首钢附近的一座建筑工地上拍《九年》,我前去探班,问了同样的问题。淼叔不假思索,慨然说,写温度,写那些乡村教师们滚烫的血。制片人吴毅也告诉我,一个大公司除了做市场,也应该担当起社会责任,传播真正的正能量,这部戏应该去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脉络,它不仅要对社会现实有一种深度关注,更是对那个纯真年代里一批民办教师的深情礼赞。
由此,我确定了创作的方向:不哭爹喊娘,不矫情,不诉说苦难,只为呈现一种责任、担当和勇气。接受任务后,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拜访了不少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还走访了甘肃境内几个贫困的地县。幸运的是,七月流火时,我20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从天南地北赶来,在兰州聚会,有几位的家人就是基层的民办老师。我对话,我访谈,从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若清泉之水,注入到了剧本中。
后来,《我们光荣的日子》临近杀青前,我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部戏比喻为“中国版的《燃情岁月》”。
恍惚中,我听见深夜的界河小学上空里,传来了降央卓玛的女中音。没错儿,《深深的海洋》,南斯拉夫民歌。歌声似水,一瞬间弥漫在了校园里。气氛登时肃穆了下来,孩子们各归其位,所有的群众演员也都屏声静气。我和年轻的父母们蜷缩在一角,既像亲友团,又像战争年代的支前队员们,不再寒冷,也不再哆嗦。
扩音器里,淼叔发令说:……准备开拍!
“开拍!”
霎时,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澎湃而至,从四面八方砸向了原本凄清寒冷的操场,涌上了村小的舞台,落在了师生们的身上。这一场强悍的大雪,灿烂,恢弘,高调,像一幕歌剧式的咏叹,更像一场重金属的摇滚。我先是发呆,双膝如木,继而周身颤栗了起来,不知所措。我明白,这是朝圣的一刻。我在内心一直供养的那一份祈愿终于降示了,兑现了,全美了。我有些失明,忙闭上眼睛,任由纷纷扬扬的大雪和山风将我吹拂,予我安慰,也给孩子们带来一丝欢乐和奇迹。
当然,正如你猜测的那样,这不是暴雪。——这是片场上无数盏炽烈的灯光,带来的一场雪崩,沸腾眼前。
我如愿了。此后的几天里,我安静地坐在淼叔的身后,一起盯着监视器,看明爱芬老师如何带着她曼妙的青春、倔强的梦想和内心的挣扎,捍卫校园,护佑孩子们,最后死在了校园里;看年轻美丽的张映紫老师怎样抽枝发芽,盎然一气,成长为新一代的乡村女教师;看余学军这个真正的汉子怎么被淬炼,被折磨,而后像使徒一般扛起命运的击打;看吴军和练束梅这一对恋人,如何化险为夷,又怎样陌路一方;看孩子们怎样在严寒过后,鹅黄浅绿地开遍了整个大山,童声嘹亮;……看这些籍籍无名的天行者、乡村教师、布衣先生们,如何像寂寞的山谷里开放的野百合,与春天同驻,芳香四溢,流布远方。
奇怪的是,在我探班的那几日,天天都是重头戏,也都是夜戏,每天都要在后半夜才能收工。可无论如何,在每次开拍前,我都会顶着寒风,兀自守在操场上,等待那一刹那降临。——真的,那不是一场大雪,那是一幕伟大的雪崩,就像所有光荣的日子,守护着那些“默默前行的民间英雄们”,守护着孩子们和课本,守护着整个剧组。
就像西谚所云:为了太阳,我来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