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写真实的女性,而不是强大的女性
澎湃新闻:《太年轻》一经出版,就被人们打上了“女权主义”的标签,你也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身为一名作家,你对女权主义又是如何理解的?
加·泽文:《太年轻》中这类丑闻只是女性面对的困境之一。女人在一生中有无数次机会被人告知自己不该如此生活。你的身体、衣着打扮、婚恋与生育状况,都可能遭到旁人的指点和”纠正“。女权主义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击。我认为女权主义的根本在于,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谁也没资格教女人如何做女人。
在我的写作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小说应该属于哪一种。如果你的小说主角是女性的话,人们就会把你的小说归为女性小说;但这很荒唐,因为没有“男性小说”这个说法, “男性小说”就是小说。我过去并没有感觉到性别歧视,但在我成为一名作家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女性的处境,因为人们对女作家以及作品的描述与男作家截然不同。女作家的作品总被描述为可爱的、活泼的、有魅力的;而男作家的作品则是有力的、智慧的。正是这样的事让我成为了一名女权主义者。
澎湃新闻:所以你会为了反对这种歧视,刻意塑造强大的女性角色吗?
加·泽文:我很抗拒“强大的女性角色”这种描述。我书中的女性并不总是强大的,她们有时候也很软弱。成为女权主义作家也意味着成为一名人道主义作家,我要写作女性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她们希望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不是在写强大的女性,而是真实的、遇到种种问题、与生活斗争的女性,她们都在寻找自己可做的事,并努力做到最好。
澎湃新闻: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在遭遇这类丑闻时,境况或许比你的小说更艰难。你认为应该怎样帮助她们克服这种挫折?
加·泽文:是的,对女性来说这样的事确实非常困难。我认为,作为女性,我们或许没法阻止男人的做法,但至少可以不加入到“荡妇羞辱”的行列中,可以形成一种女性互相支持的局面,这样就能帮助她们走出逆境。这正是我在书中所表达的。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也在羞辱和伤害其他女性,因为在男权环境中生活太久而不自知,所以要承认自己同样抱持偏见、对待丑闻女主角的方式不公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们所有人,不单单是女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都应该格外小心。你需要思考,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在故事的背后,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个故事?这能让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稍微容易一些。
澎湃新闻:《太年轻》出版后获得了怎样的社会反响?你是否有收到过读者的反馈?
加·泽文:小说出版后,我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很长的巡回签售。一路上有很多女性读者告诉我,她们也在国会之类的地方当过实习生,就像书中的阿维娃一样,而这本书的内容与她们的经历竟能准确契合。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由此进入政界。问其原因,她们告诉我,政界的系统不会让她们这些人如愿以偿。不过我想,现在美国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很多的女性领导,所以这一局面正在逐渐改变。我还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女读者的信,她们在信中告诉我她们与书中人物经历过相似的事,虽然不一定发生在政界。我想我的小说能让她们感觉好受一些,不再那么孤独,因为她们知道有人和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有过相近的感受。
知道别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这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力量。我们也需要谨慎地评价其他女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能会遇到跟她一样的情况;或许你在生活中从未遇到过麻烦,或许你不会成为阿维娃,但你可能会成为她的母亲或女儿。我想这本小说的存在,能让这种处境的人不再那么孤独。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中是否会试图用文字影响社会?
加·泽文:我总是以改变社会为目的而写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地造成社会影响,但我确实总在考虑这些。因为我的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我不是为了自己写作的——第一本书或许是,但后来,我意识到书其实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所以在那之后,我写作是为了理清自己对某件事的想法,以及表达我认为重要的事。我并不想影响政策,或是告诉人们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但我想观察世界,因为这是我所生活的世界。
我想《太年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女主角最后做出了选择,她决定参加竞选。结果是输是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参选了,重新进入了公共生活。在美国,女人很多年来都没有参与过竞选,她们并不想抛头露面。我希望年轻的女性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有所思考,她们是否愿意走入自己所在的社群,进入政治生活中。我笔下的人物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依然能做出这样的抉择,我希望她能激励到更多人,让她们相信:我也可以。
责任编辑:陈诗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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