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男女们遭遇的职场潜规则(3)

　　在投资世界里，确实有大量得宠的女人们。她们或者相貌美丽，或者得到上司的恩宠、支持及宽容。她们在温暖的男性世界里舒服的待着，并且把自己得到的职位、金钱等看成理所当然。微信圈里，我还有不少这样的投行界、基金界朋友。她们美丽、自信且意气风发。这种被男性世界关爱而迸发的漂亮光彩，让充满自恋和鸡汤的朋友圈显得生机勃勃。

　　3. 被侮辱的女性们

　　投资世界的女人们，有强大的，有受宠的，但还有很多是受侮辱和伤害的。尤其是性骚扰，这还分几种。

　　群体性骚扰，是全球投行界和基金界非常寻常而被世人忽视的一个伦理课题。尤其是以前，投资界男人多，竞争压力大，凡事紧张，如果公司文化恶劣，很容易群体性攻击和侮辱女性同事。

　　30年前，有个所罗门美邦事件。这公司是个绝对的男性活宝俱乐部。从96年开始，男性同事就在黑暗的地下室强行猥亵女同事，交易员们用交易台公共扬声器里搞色情电话模仿秀来彼此开心，公司合伙人中午时公然把黑人妓女带进办公室解决“压力”问题。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最后有女性员工无法容忍这种杏仁味文化(这是我首创的一个名词，大家体会下)而提出诉讼，成了引爆C4的雷管，陆续有接近1900名女性员工对所罗门美邦提出诉讼或仲裁，创下投行世界的群体性骚扰诉讼世界纪录。

　　中国投资界职场，确实还很少听说群体性性骚扰一说。新中国对女性地位的提高，那是放到了相当政治高度。几乎所有主要领导的配偶，全进了妇联，而妇联多少还是管用的，就算投资界男性有点贼心有点贼胆，但确实还不存在滋生这种大面积杏仁味儿企业文化的土壤。

　　要形成群体性文化，必须领导带头，西方就是如此，而中国投行、基金界各级管理人员还远远没有这个“气魄”。中国男性的特点，要不自己有能力，招蜂惹蝶，独善其身，心情舒畅，这算不错的；要么就是趁乱偷摸下手，毫无节操、勇气和担当。

　　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中国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开始后不久，就有数十名无辜游客女性在漫天模糊水雾中被按倒在地，就是无需多言的劣根性典型。至于在中国中西部广泛存在的闹洞房时侮辱新娘或伴娘，那更是令人作呕的懦弱和无耻。

　　个别性骚扰，就太多了。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基金管理专刊，针对730名基金行业员工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行业每5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在工作中遭受过性骚扰。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员工在工作中每周或每月会遭遇性别歧视行为，15%说，感觉不用点个人性魅力，就没法儿把工作做好。近500名受访者表示，客户、管理者以及同事的性别歧视言论是司空见惯。“上司们会发明有关我们身体部分的变态昵称，还会幻想色情场景。客户们不停地献殷勤。”

　　这种事儿，无论是普通职员，还是全球知名的投资界名人，此类骚扰是雨露均沾。几年前，国内一合资投行VP，也不知是脑子缺筋还是荷尔蒙满溢，拉着女实习生到北京双子座地下停车场企图嘿咻，结果那姑娘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后果大家脑补下；

　　上轮A股牛市将死未死之前，某公募基金一谢顶短髭大哥，可能对电脑自信过度，把骚扰新入职森女分析员的肉色照片邮件误发公司内外数十同行，爆笑业界；

　　2012年，全球最知名股权投资基金KPCB，也曾因其女合伙人鲍康如(Ellen Pao)提出性骚扰及性别歧视诉讼，而将其内部混乱的性关系曝光于世。

　　嗨，别说什么普通基金了。体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全球最重要经济类的跨国合作组织之一，这种事儿更多。这个基金的领导，在外交上相当于正国级干部，而这位正国级卡恩先生，出差一性起，在巴黎酒店里恨不得就把女清洁员给按到在床。

　　IMF[微博]里，这种奔放的文化绝不是领导一个人，很多女员工不敢穿短裙，怕招惹上司关注的是非。有报道说，个别已婚阿拉伯裔女士对欧洲上司过度热情地问候感到恶心而投诉后，基金高层认为这是文化差异。

　　其实这是个狗屁文化差异：欧洲，尤其是南欧的那种贴身热情问候，很多时候就在性骚扰的边界上溜达，一旦女性略显软弱，欧洲热情就能立马转换为犯罪动意，这种欧洲真胸毛汉子在中国可不少。大家还记得喜剧肥皂剧六人行里的那个性感Joey吧，他经常靠着房门，歪着嘴色眯眯对往来女性来句How you doing。这没什么可笑的，这就是典型性骚扰。

　　被侮辱的女性，在投资界很多。而曝光的案例，比冰山浮在水面上的比例还少。没有人愿意出来哭诉或指证什么，因为社会舆论是如此偏向男性。男性们认为骚扰是本能，女性们则很多认为受害同性是招蜂惹蝶。更愿意谈论女性八卦的，不是男性，是女性。更愿意在某些知名微博公众号上攻击同性的，不是男性，是女性。女性们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改变自己看待世界和同性的态度。美丽可以有，曲线可以有，性骚扰不能有。

　　4. 一个灰色群体

　　他们不是女人，既不强大，也不受宠，同时还可能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男人。

　　故事还得回到SAC。SAC的创始人史蒂夫科恩，曾经在我写的《交易员6.0》(注：作者的另一篇投资界极度热传的文章)出现过：他曾在金融危机最凶险时刻，雷曼兄弟倒闭次日，跑到艺术市场，买了条价值1200万美金的鲨鱼尸体，并将之泡在绿色的福尔马林里。

　　花千万美元去玩赏死去的鲨鱼，说是一种变态的嗜好，应不为过。但SAC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著名的华人交易员江平，则卷入了一起更加离奇的变态诉讼。

　　江平是有史以来最知名和最赚钱的华裔交易员，是毫无疑问的华尔街华人代表，干投行和交易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江平的行业地位。2007年，SAC交易员佟安德鲁(Andrew Z. Tong)，一名男性，将江平(Ping Jiang)告上法庭。Tong的诉状表明：作为交易主管，江平声称，为避免手下交易员在工作时太过暴躁和攻击性，要求Tong服用女性荷尔蒙。结果37岁的Tong在遵循江平指示后，渐渐对妻子失去性趣，而他妻子一直希望有个孩子。Tong 同时指控江平逼迫他穿女性服装，甚至还强迫他发生性关系。

　　根据网络检索，这起官司最后被当地法院驳回。当然，大洋彼岸的我们并不知道本案的真正内情。不过，国内确实有不少类似的故事。

　　几年前，国内一名颇有名气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士，显然对一名卖方行业分析员有着特别好感。也许是因为这位分析员的观点独特，也许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为这家基金带来不菲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