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搞美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2)

我平时对他们特别好，加班也跟他们一起加班，一起讨论项目，但是搞挂的时候，你会发现世态炎凉，就觉得，哦，原来经营是这样子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想着把这个事情一起做大了做好了再分享，他就是要赚上班的工资的。

前面赚了很多，但后面这一单就亏完了，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人呢，那时候有点膨胀，觉得特别容易赚钱，好像挣了几千万也没那么难啊，几个月就赚到了，结果咣啷一下，赔掉的时候特别失落，还没来得及花。

我没钱买物料，没法找供应链生产，只好跟国内几个小客户合作，我 openbom，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辅助他们做解决方案，并约定卖一台手机固定付我 20 块钱，到 2009 年下半年，我把欠的钱还完了。

也在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冷静下来，我就想，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东西了，我们没有核心竞争力，我们的客户也没有，客户的客户更没有，我掌控不了任何事，在这个链条里，我就是个搬货的，我打心底想做有一点附加值的、别人没那么好模仿的东西。

当中有一类带了不少钱来华强北的人，胳膊下面夹个皮包，手上拿包中华，在每层楼晃，冲着每间办公室问：哎，你们家做什么机器啊?

 投机 

我第一个合伙人是做音像的，他特别有远见，2007 年，他觉得早晚有一天音乐会从手机上下载，那时候没这种事，都是诺基亚 —— 我用的是黑色滑盖式的 N80，拷歌都要拿T卡( TF 卡、microSD )拷进来的那个时代。加上当时手机也比较火，他就说，我们来做手机，把手机做好，让音乐从手机上下载，不用买卖专辑或 U 盘 —— 以前还有段时间流行买 U 盘拷音乐，我们就做了手机。

变化本来是非常平常的事，但当它发生在华强北，我们似乎很不习惯。也许是华强北从前给人的或真或幻的印象太过强烈，也许人们觉得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电子王国永远不会停下，它会一天接一天生产电子产品和关于钱的故事。也许华强北和美妆太不搭。

刘炀(化名)，38 岁，黑龙江人，大学读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03 年从吉林长春一所重点大学毕业，2005 年到深圳一个电子通讯类的外企工作，两年后辞职，连续创业，搞过智能手机、芯片、游戏、智能手表，几年前，他创办的公司在新三板上市，他还创立了一个儿童手表品牌。他做过投机，赚过热钱，遇上全球金融风暴也搭进过几千万。

我大概做了两年手机，那几年，深圳还没高仿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精仿的三星手机，可以装三星的电池，用三星的充电器，插三星的耳机。我们不卖整机，只做解决方案，有人就买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看起来违法，但深圳过去就是这样的。

在过往公开报道里，华强北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片面、刻板、凝固在时间里的，无外乎各式离奇的暴富梦、设计夸张的山寨品、看上去万分邪恶的档主，抑或是那里车站般乌泱泱的人流、外墙上褪色的字牌。

一个多月前，当华强北和美妆一起出现在新闻标题里，我们突然发现，华强北不是原本的那个它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敢做手机了，别人一提起手机，我就生厌，就这种感觉。

现在回想，那时候那些客户跟我砍价的时候，我靠，别人手段好高明，但现在我也会了。当时就很傻，觉得客户是不是真的好难卖，是不是真的成本压力好大，就变成我们一台手机挣二三十块钱，他可以挣几百块，他还过来跟我们谈价。

我们做芯片赚钱最多的那一年是 2012 年，你可以理解为，做芯片是我用了一点专业判断和基本的工艺能力，做的最简单的投机，正常来讲，做这个的毛利一般是 5%~10%，但我们那年做的时候是 150%。

但我们的客户全是这样的人，给他们做手机，他们会让我们无论怎么样，都做到最便宜、最快，总之卖不卖得出去他们来想。一个东西，它很快、很便宜做出来，就意味着它会很差嘛，我们做技术出身的人，往往是要把东西做实在、做好，不会砍价，也不会抬价。

后来，我们还做过游戏和白牌的存储芯片，当时我看到，国内智能手机在销售终端很快兴起，但上游芯片厂商，尤其内存厂商比如三星电子、SK海力士、美光几个大的企业根本没反应过来，有那么多人要，但那个时候市场就总缺货，我们就自己去买晶圆，邦定、封测。

有的人收了下游批发商 1000 台的钱，今天给对方发 100，明天催他们要的急，再给对方发 100，总之到最后不会发齐 1000;上游是帮他们做东西的供应商，也是有账期的。他们这边不给批发商钱，那边不给供应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