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美体教关系：为何美国大学生能叱咤奥运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枭）作为一项原则上由业余运动员参与的国际赛事，奥运赛场上从来不乏大学生们的身影。此次里约奥运会上，首金得主维·思拉舍（Virginia Thrasher）便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大一新生，今年初才收到入学通知书；更有好事者统计，在美国派出的550多名参赛运动员中，在读大学生的比例高达74%，分属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运动员更多达417名。

　　事实上，美国大学不仅向奥运会输送了众多本土选手，一些代表其他国家参赛的运动员，也有不少曾经就读并受训于这些高等院校。比如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便为此次奥运会输送了44名参赛选手，代表19个国家参加9个奥运项目的竞逐；匈牙利选手、斩获女子个人100米仰泳及400米混合泳双料冠军的霍斯祖（Katinka Hosszu），即为该校的知名校友。

　　如此多的在读及高学历运动员活跃在奥运赛场上，对于长期以来体教分离的中国体育界来讲，可堪称一种奇观。国内体育圈子里流传的一个梗即为，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学历为中专，大多数都是原本在体校训练，练不出来被迫退役的前运动员们。只有那些进入国家队、在运动场上获得好成绩的选手，才有机会进入一些高校深造（其中大部分去了北体大）；而要从知名高校中选拔国家队选手或者职业运动员，除了个别高校承担着某些项目的定向培养任务，难度可谓相当大。以普及程度最高的足篮球来讲，入选过国足的正牌大学生运动员只有王安治（2003年）一根独苗，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而在CBA将近320名本土球员中，由大学培养、参加过大学联赛的现役球员只有10名左右，与NCAA作为NBA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的光鲜形成强烈对比。仿佛在国内，选择体育事业就意味着要和高等教育说拜拜了，不论对有潜力的孩子、家庭还是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来讲，都是一种重大的缺憾。

　　中美两国体教关系的不同，既源于文化的积淀，美国的大学在面向全球招生时十分看重体育特长，愿意为“体育特长生”提供高额的奖学金以及免学杂费等待遇；同时，为提升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美国的大学普遍能为运动员提供不亚于职业队的运动设施，并聘请高水平教练执教。尤其要指出的是后一点，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基本都集中在大学，能够为体育科技和科学训练创造坚实的基础；NCAA名校教练的社会地位更是比职业队教练还要高，曾带领美国男篮两夺奥运冠军、现任美国梦之队主教练的迈克·沙舍夫斯基（Mike Krzyzewski，俗称“老K”）长期担任杜克大学篮球主教练，众多NBA主教练们在国家队也只能为他打下手。在诸多优势资源支持下，美国的大学校园形成了招募并培养顶级运动员的良性循环，并因其优良的基础设施、教练水平及上升通道，对具有体育特长的生源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平心而论，这是现有资源水平下，中国的大学校园所难以具备的，在可预期的将来，两者的差距也很难有实质上的缩窄。

　　相比于美国，中国校园体育的落后是全方位的，并进一步对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实质上的损失。体育产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是那些顶级运动员，但在国内的选材及培养机制下，这些顶级运动员的成长需要承担过高的风险。竞技及职业体育的成材率原本就低，研究显示，世界范围内年轻运动员的成材率也就不到1%，如果期间为了竞赛成绩而牺牲了文化教育，只会让运动员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为狭窄，一旦竞赛成绩出不来、上不去，个人事业基本也就毁了。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校园体育的发达为有潜力的运动员们提供了多条上升通道，即使竞技和职业体育的道路不好走，也有机会从事其他工作，甚至成为一些领域的顶级精英。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曾撰文指出，国际上很多领导人，都是职业或业余运动员出身。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为法国花样游泳国家队队员，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曾是大学橄榄球校队的明星球员，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曾是校长跑队队员……当然，能够同时在体育和自身事业上取得如此成就的人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属凤毛麟角，但也只有充分发达的校园体育，以及体育和教育的完美结合，才能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在国内，体教结合的典范可能是人大附中。在教育方面，有着“宇宙第一中学”之称的人大附中几乎可视为清华北大的预科班，在奥赛成绩上也位居全国前列；在体育方面，旗下三高俱乐部屡夺全国冠军，以其为班底的中国中学生足球队在亚洲范围内都属于一流水平，今年5月刚拿了亚洲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亚军。不过，人大附中之所以能够在体教结合方面表现出色，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不无关系。校长刘彭芝为国务院参事，副校长李连江为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秘书长，在强大的政治支持下，人大附中的体教结合之路才能走得格外顺畅。但即使如此，也面临诸多来自于体制的掣肘，以及体育特长生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即使校园足球向职业足球输送的唯一一名运动员就是人大附中（从人大附中考取了人民大学）的王安治，人大附中向职业球队输送人才的通路也难言打通，绝大多数三高俱乐部的球员们，在从人大附中毕业后，便不再从事足球相关的工作。

　　典范尚且如此，其他学校不必多言，普遍情况则是报名参加体育训练课外班的孩子们，多在12岁后便终止了学习，因为上初高中的课业压力繁重，而高考指挥棒又不重视体育。中国的全民健身为何难有实质进展，校园体育为何难以开展，必须得到根子上、到制度上找原因。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体育人才，吸引体育人才最紧要的便是解决上升通道问题，而这正是开展校园体育、推行体教结合的现实紧迫性所在。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体育原本就是教育的一部分，所谓“德智体美劳”，在校园中学习体育，享受高质量的体育服务，原本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只是受现实所迫，校园体育服务这项公共品，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足。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的大学生们在奥运赛场上叱咤风云，体育和教育完美结合，为人的发展创造出了无限的可能性。中国的教育体制诚应做出改变，顺应体育产业改革的大趋势。这既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希望，也是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的关键抓手！

　　作者为熠帆资本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