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金佶煦还在展览中绘制两幅巨幅的绘画作品,分别是由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的形象来构成。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又和树木的形状相重合,所以,在这里,又隐喻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实不二”,一体平等,而并无分别。
至此,在这次个展中,金佶煦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结构迷宫,同时,也是一个关于人、社会、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的寓言。它一方面重新提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关于人的起源、意义和归宿的亘古常新的命题。同时,又揭示出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在相互关照间,相互依存、相互产生意义的存在本真。
综上所述,金佶煦在对于韩国历史上那段黑暗时期的反思中,以及在对于那段黑暗时期所造成的韩国民众内心巨大的心理黑洞的内心拷问中,进入到了关于自我、他者、社会、自然、万物之间的多种关系、多重命题之间的“多重目光”下的审视和观照,以此形成了自己创作的意义逻辑和语言模式。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者,在试图通过金佶煦的个案研究,进而进入到关于现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观看方式中,而在此过程中,随着自我情感的投射,我自身也成为了观看的对象化。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观看与被观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我观看的金佶煦的“结果”,也成为金佶煦反观我的一个角度。多重目光的交织,正是无穷的意义产生之所在。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2018年8月10—18日 写于北京、大连
(吴鸿: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艺术国际主编,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执行馆长,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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