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中国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和美国前十的差距在哪?(2)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在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次比较大的创业的浪潮，从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始，整个八十年代看到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很多企业家和伟大的企业，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华为任正非、张瑞敏、鲁冠球这样一些企业家。

　　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看到大量的学者还有政府的一些官员下海形成新的市场派，出现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陈东升、郭广昌这样的一些人物。

　　第三次创业高峰出现在90年代末期，互联网浪潮高峰时期，像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再加上京东，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产物，我们有了像马化腾、马云、李彦宏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出现。

　　那么第四次讲创业高峰期，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创时期”，这个阶段还在延续之中。这里面什么样的企业能变成伟大企业，或者是未来的引领世界的企业，我想可能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去判断。

　　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我们在微观基础方面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国大企业的崛起。96年我们有两家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那么其中一家企业是大家熟悉的中国银行，另外一个是中粮集团。

　　到2018年，包含台湾地区，中国进入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是120家，几乎我们每一年是以五到六家的速度在增加，而美国基本上从最高峰期的近两百家一直在减少，按这样一种动态的趋势，在未来的两年我们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拥有财富五百强最多上榜企业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五百强企业它是按照销售收入来划分的，这是2018年我们进入五百强的120个企业的前四十名，这里我把大陆企业列出来，大家看到非常有趣的两个观察：第一个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第二点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和原材料的这样一些生产要素的行业。

　　如果我们看上市公司，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按照2018年年底的市值选出排名前十名的企业，A股市场十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里面，有六家是金融机构，它提供资金；有两家是能源企业，它提供石油或者天然气这样一些能源；还有一家是茅台酒，茅台酒在我的理解中，其实也是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

　　我想这个特点跟美国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它前十名公司行业的结构会更加多元化一些，而且有将近五家企业是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它有消费品公司，也有金融机构，也有能源企业，会更多元一些。

　　我们在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我们作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需要资金，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那就使得我们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够迅速地崛起，形成大的这样一些企业，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就回到第二个问题，这些企业它是不是就是伟大企业？“大”就一定是“伟大”吗？规模大的企业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创造价值？

　　这是从1998年到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它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一个衡量情况，这20年平均只有3%。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3%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们这些上市公司你给它一块钱的资金去做它的主营业务，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它一年下来之后所带来的税后利润其实只有三分钱。

　　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就是187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0%以上，我们是3%。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我们120家平均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国是4.79%，是我们的2.9倍。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它规模很大，但是在创造价值方面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好的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这些伟大企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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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伟大的企业需要怎样的土壤？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不管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家的认知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使得我们的企业往往把规模放在价值创造的前面。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我们存在一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强调要素投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用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指标，对企业而言，它把规模做大之后，它基本上有条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资源占有导向型这样一种经营思路，就必然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把规模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的前面，但这后果本身也比较严重，企业如果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债务率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杠杆率会越来越高。

　　中国整个宏观杠杆，到2018年的3月份，就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个数字，整个债务包括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全部合在一起之后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2.6倍，但其中这种非银行的企业债务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1.64倍。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64倍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我们企业的平均资金成本，一年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如果是6%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企业一年时间里面，它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资金相当于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 的10%，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是用来还这个利息的，因为背后是大量的债务来支撑的这样一种企业运营的格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其实是缺乏效率的。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的两个板块：一个国有板块，一个民营板块，除了1999年、2000年之外，剩下绝大部分时间，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而言会比国企高一些，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国企可能有很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负担。但不管怎么讲，从客观事实上看，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更高一些，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配置资金的时候，还是把超过50%以上的资金配置到这些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比较低的一些部门、一些板块里面去。导致的一个后果就在于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就我们企业层面上而言，它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会低一些。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内因。我们自己的企业或者企业家在如何去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方面，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偏差的。比如说多元化，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企业，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一定要做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