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海思推出了一个GSM低端智能手机的TURNKEY(交钥匙)解决方案。这个方案里的基带处理器(BP)技术是自研的,技术源自华为的GSM基站。开发的应用处理器(AP)芯片名叫K3V1。 可惜先天不足,工艺上采用的是110nm,当时竞争对手已经采用65nm甚至45至55nm,操作系统上选择的是日落西山的Windows Mobile。
自家的终端公司深陷在为欧洲运营商定制3G手机的泥淖中,客户也不找华为做GSM手机,想帮也无从帮起。
海思迎难而上,借鉴联发科,也去找了家华强北的山寨厂来做整机,记得是仿HTC(多普达)。一时之间,坂田基地门口,小贩摆摊兜售做工粗陋的山寨GSM智能手机。
主要还是性能不理想,“海思芯”山寨手机于是迅速灰飞烟灭。我甚至都没来得及买到一个作为纪念。
失败是成功之母。用郭平的话,这是“试错成本”。华为第一次尝试“turnkey solution”,这个经验后来在外销的机顶盒(STB)芯片上立了大功。
2009年11月,“烫手山芋”移动终端芯片的研发从海思转到了手机公司。
山穷水尽之时,大家终于意识到联发科的模式不可能在华为复制。如果自己的手机不用自己的芯片,自己的芯片必然难以生存。如果芯片与手机分别产在两个窝里,利益就不可能保持一致。自己的蛋只能由自己来孵。
海思移动终端芯片的商业模式,自此彻底改变了!
郭平让有“拼命三郎”之称的王劲来做移动终端芯片的研发负责人。王劲是打研发攻坚战的悍将,曾主持过研发BTS30基站,一度是华为有史以来销售收入最大的单一产品。
华为从1996年开始做基站,无线产品线人称“无线一部”。04年成立手机公司,人称“无线二部”。“无线二部”的核心人员从余承东开始,很多都是从“无线一部”调过来的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二部比一部要有名多了!
用于数据卡的巴龙基带,成功开了第一炮
第一款成功的移动终端芯片并不用于手机,而是用于数据卡(无线广域网调制解调器)的“巴龙”芯片,主要的功能是基带处理(BP),处理通信协议。
当时欧洲耗费巨资建设了不少3G网络,但是缺少杀手业务(killer application),亏损累累。迫不得已,运营商们大力发展手提电脑上网业务,卖3G宽带数据卡。2005年底,做沃达丰市场的彭博在绝望的低谷捕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过,3G数据卡的基带芯片一直由高通独家供应。欧洲市场数据卡的需求急剧增长,高通出现了严重的芯片供应紧缺。高通在华为和中兴之间实行平衡供应政策,很多项目华为就是因为拿不到芯片而无法签单。
2006年,时任欧洲总裁的徐文伟还兼任着海思总裁一职,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在海思的电话会议里,他拍了板要做3G数据卡芯片。大徐可是华为芯片事业的第一人,曾在1991年牵头做了第一颗ASIC,深知芯片的价值。
大徐后来回忆说:这款数据卡芯片只需支持纯3G,只用做基带。相比手机芯片而言,不用做GSM基带,不用做应用处理器(AP,CPU+GPU),对功耗也不敏感。无独有偶。
巴龙芯片在2010年一次流片成功,上海研究所一片欢腾。记得当时我在深圳第一时间听到了上海传来的喜讯,兴奋不已。
手机强拉芯片上马
ARM+安卓体系带来了整个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发展的巨大机缘。
从巴龙基带出发,华为开发出了第二颗手机芯片:K3V2,将AP和BP合二为一。这个技术叫SoC (system on chip)。
艾伟说:“平心而论,K3V2虽然是麒麟芯片当时较为成熟的一款产品,但相比同时期高通的旗舰处理器仍有明显差距。” K3V2工艺是40nm,发热量大,游戏的兼容性不强。同时期的高通APQ8064和三星Exynos4412都已经用上了28、32nm的工艺。坊间传说,这是一个“被高端”的芯片。
既然手机芯片与手机都是终端公司一母所生,相互扶持就责无旁贷了。一切问题都是人民内部问题,一切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夜以继日地从软件侧来弥补芯片上的众多漏洞和BUG 。
较早用上了自己芯片的手机是D1的四核版。由于芯片问题未能如期解决,不得不推迟了发布时间。功耗是个老大难问题,我就拥有D1暖手宝一枚。后来的D2加了防水特性,余承东演示时还将之放到了金鱼缸里,但依然卖得不好。D系列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