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然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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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总曲卷在沙发里,神情沮丧,不停地抽烟。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报告。
报告:我公司郭全红(原策划部副主任),石留金(原文案组长)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经公司行政办公会决定,解除对二人的聘用合同并予以除名。
我很少看到祁总这副低落的情形,试图缓和一下气氛,“真的马上见报吗?祁总,是不是通过谁私下再接触一下?”
祁总一听到这句话,就从沙发里跃起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立即见报,而且要头版!”
“头版的费用太贵吧?”我还是有意迟缓下来。
“已经不是花几个钱的事儿了。忘恩负义啊……”祁总急躁地说。
“可是,祁总,对于跳槽的人,采取这么大的动作,是不是也会损伤咱们公司的形象?再说,他们在某些人眼里,可能还是企业的有功之臣啊……”我继续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他们有功?不是我救了他,不是公司成全了他,他郭全红早就成了叫花子啦……”祁总开始激动地挥动手臂。
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铃声打断了祁总的激昂,他授意我接电话,我接过电话,是刚刚提拔起来的策划部主任郝成的声音。他想报告祁总,他委实难以继续原来的策划项目议案。因为原议题是由郭全红一人独断掌控,并且仅仅指定石留金一人进行资料收集。
“项目策划泡汤了?”祁总已经察觉到有些不对头了,我点点头。祁总大怒,激动地挥动手臂,“不仅要立刻登报,而且要办公室拟出一份e-Mail的群发通稿,将事件的真实情况,发给所有与公司有联系的单位和领导。让人们认识清楚这两个过街老鼠的嘴脸。”
郭全红和祁总是曾经的小学同学,两人只在乡村小学同窗三年就从此分开。2002年,祁总45岁的生日那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是郭全红一字一句写来的。郭全红很早辞职奔了海南,曾经辉煌一时,最后还是“下海”差点被“淹死”,后来试图卷土重来,可屡战屡败,滑落到人生的谷底。就在这时,郭全红在报纸上看到祁总荣获“商界年度风云人物”,因此恭恭敬敬写了一封信来。的确,是祁总在危难之时挽救了郭全红,他也立志图报。几年来,他亲自主持策划的几个大手笔项目,不仅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在业界名声大震。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公司高层内部商议,拟委任郭全红出任总部策划部主任,享受副总师待遇,消息不胫而走,郭全红喜出望外。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主管副市长找祁总谈了一次话,建议一位拥有MBA文凭的少壮派安插在郭全红即将获得的位置上。祁总在员工面前非常强势,但在主管副市长面前,他没有任何异议地就接受了主管副市长的建议。
不久以后,祁总被推举进主管副市长亲自率领的高规格企业家代表团出国访问。临行前,我还提醒过,是不是找郭安抚谈谈。祁总说:没有必要了吧,都是自己人,他会理解我的决定的,我将来会给他一定的补偿的。祁总回来后,郭全红提出了辞呈。
就在我们的公告见报的当天,我们的竞争对手DNP公司举办了一场气氛很到位的迎新接风招待会,宣布郭全红已经晋升为他们的副总,郭石二人的待遇统统比原来提高一倍。祁总得知这个消息时,长叹一声,“见利忘义的小人啊!”
财务部老曹又传来“噩耗”,说郭石二人要求补偿遭到公司拒绝,就到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了公司。祁总越发激愤起来,“不道德的家伙反倒成了劳动法保护的对象。企业的损失有谁来管?到底谁是弱者?就算法律保护弱者,也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允为代价嘛!”
我递给祁总一条热毛巾,“祁总,公司里很多人都说,虽然他们跳槽赢得了名和利,但却失去了行业内的人格尊严和信任。您不是经常说,强势老板的特性,就是从不悲观,占领希望,发现可能,创造可行,获得成功吗?我们都背诵过了!”
祁总终于很勉强地笑了一下,“我是带兵的出身。你想想,投降就是叛徒,他今个弃对方而投奔你来,保不准明天就弃你投降到对方去。跳槽和叛逃有什么区别?”
祁总的目光又锋利起来,“你去给公司的法律顾问打个电话,我要和他谈谈。”
我明白祁总的意思,“我已经和律师交换过看法。由于项目仅仅处在策划阶段,不仅没有成型,而且议题也是郭全红提出的,所以很难往企业的商业机密情报等概念上靠……”
祁总急不可耐地打断我的话,“难道面对他们的不道德,律师也没一点儿辙?”
我笑了,“律师说,法律不承认道德。”
不!我说错了,法律也承认道德。不久,办公室接到了区法院签发的传票,郭全红状告我们公司侵害了他的权益和名誉权。
这是一场情、理、法的较量,肯定有输有赢,可究竟谁赢了呢?
(作者为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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